敦煌汉简记录了书法的演变。 敦煌遗书留下墨迹六万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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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敦煌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还保存了大量的书法、水墨。 谁也不会想到，在封印了千年的佛经洞中，在茫茫戈壁的烽火遗迹中，在流传于敦煌民间的“草圣”传说中，都包含着书法的身影。敦煌汉简、张志、索敬的书法以及现存的碑刻书法等，其数量之庞大，书法风格之多样，功底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 敦煌书法的大量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魏晋秦汉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汉简开辟了楷书、行书、草书

100年前，当敦煌汉简被重新发现时，曾轰动世界。 1907年3月27日，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考察汉长城线路时，发现了一座顶部被削去的灯塔。 经过对烽火台的专业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简条，其中有一张年代简条，上面写着“建武十六年”（公元50年），证明这是光武帝时期的木简。汉朝。 让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会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反响。 他无意间打开的，是一座难得的汉代书法宝库，里面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 第一批约3100张敦煌简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首先被法国汉学家用于研究。 后来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将斯坦因出土的敦煌汉简编成国学专着《流沙落简》并于1914年出版。《流沙落简》的出版不仅引起轰动了文物考古界，也引起了中国书法界的强烈震动。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形象地说：“汉代

就像原子爆炸一样，灵感的闪现影响了书法艺术数十年，一下子为书法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 它不仅改写了中国书法史，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书法艺术。 书法创作。

汉简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也是研究汉代书法风格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地区汉代遗址已出土汉简17480余件，在我国发现的汉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敦煌汉简的出土，将隶书的成熟期从东汉末年提前到了西汉中期，这是过去所公认的。 由此可见古隶书向汉隶转化的剧烈变化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前启后，开创了后世的楷书、行书、草书。

据史料记载，汉竹简的时代涵盖了从秦朝到东汉末年约400年。 这是古代汉字向现代汉字转变的时期。 这也是中国书法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学术上称为“隶变”，即汉字。 字体逐渐从篆书演变为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揭示了隶书的成熟阶段

从东汉末年到过去公认的西汉中期，我们可以看到古礼向汉礼转变的剧烈变化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前启后，开创了后世的楷书、行书、草书。 刘正成说，敦煌出土的简完整地保存了从西汉到东汉书法演变的全过程。 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书法文字发展变化的坐标系，都可以在敦煌找到。 复旦大学教授、最早致力于敦煌书法系统研究并出版多部专着的著名书法家沃兴华认为，晚清以来，传统碑学遇到了如何转换的问题。改成草书，一直没有解决。 敦煌、汉简上新材料的出现，与书法家的探索不谋而合，形成了二十世纪书法发展的新潮流。 “现在有了新材料，不仅可以解决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当代书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敦煌遗稿和敦煌汉简的运用，为书法研究开辟了新途径。”碑学演变为草书，这是我们这一代书法家的使命。” 沃兴华说道。

东汉圣人张芝的故乡在敦煌

谁也没想到，偏远的敦煌竟然是草圣张志的故乡。 但说到敦煌书法，就绕不开草根圣人张志。

张芝，东汉著名书法家，甘肃敦煌人。 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张焕曾是东汉时期的猛将，后来被贬到敦煌。 张芝自幼不关心政治，一心钻研书法。 朝廷屡次下旨求才，请他出仕，他却不为所动，甘愿做便衣读书人。 张志小时候随父母来到敦煌城。 他的故居在敦煌城东北角的小古府，号北府章。 张家门前有一个大水池，张志的父亲雇人搭建桌椅，供张志、张昌兄弟练习书法。 每天做完作业，张志都会在池塘边清洗砚台和毛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整个池塘的水都被染成了黑色。 “池中学，池水尽”成为一句名言。 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源于此。 在张芝生活的时期，缓慢而断断续续的隶书以及具有独立文字和官方意义的隶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而是把写得又快又顺的“进草”换成了“进草”。 形成了“草书热潮”。 张芝在继承张草的基础上，革除旧俗，独创一俗。 在中国书法史上，张芝和怀素先后闪耀，代表了汉唐草书盛行时期的两座丰碑。 就连书圣王羲之也不得不让位于张芝。 他说：“钟张信无双，其余皆不值一提”（孙过庭《书法经》）。 也就是说，古今书法中，王羲之只比较钟繇和张芝，张芝其他人都看不起他们。 汉末至唐中叶，草书界涌现了索靖、魏衡等人物，以及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等四位大师。 它们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巨人——草圣张志。 事实上，张芝的“明星效应”直到东汉末年才显露出来。 草书一出现，就迅速流行起来，受到了许多崇拜者和创造者的欢迎。 可以说，名人辈出，形成了空前的热潮。 这种风潮一直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流派。 张芝创立草书后，书法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这种艺术形成了以汉代敦煌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峰。 张志出现在敦煌并非偶然。 也显示了当时敦煌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普及。 张芝对敦煌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从后来敦煌典籍中的草书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比较中肯的评价是：张志的草书将中国书法从实用性中解放出来，把书法活动当作纯粹的艺术创作，没有任何功利性，这是对中国书法的一大贡献。

说到敦煌书法，除了张志，还有索敬。 索靖，字佑安，敦煌县隆乐县人，张芝之妹孙。 曾观到雁门太守尚书郎、酒泉太守拜见左卫将军。 索靖善张草，与书法家魏观齐名。 其草书仿张志，却有自己的风格。 索敬的传世作品有《月一贴》、《师颂》等，其中以《月一贴》最为世人所重视。 此文文笔有力、犀利，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同录中还记载了索靖的书法。 外观基本相符。 索靖一生创作了许多堪称典范的作品。 后人认为他继承了张芝的遗志，称他为“小圣”。 2003年，一幅据称是索京所写的张草作品《师颂》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引起文物界和书法界的轩然大波。 这幅作品曾是故宫最负盛名的藏品，被认为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的真迹。 后来被皇宫收藏。 1922年，此书被溥仪带出宫。 2003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从嘉德拍卖行买回了《师父颂》。

敦煌遗书留下墨迹6万余卷

光绪二十六年5月25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居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 从此，他揭开了敦煌学这一重要学科的研究面纱。 序幕。 从此，敦煌遗书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据现有发现，敦煌遗书的年代可追溯到金代、十六国、北宋时期。 总共有六万多卷。 可以说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世纪书法墨迹。 藏经洞拥有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艺术资料，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书法图书馆。

敦煌遗书的体例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被称为“经体体”。 “京书体”起源于汉代的“简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 是两晋以后抄经的重要体例。 它详细记录了官改后汉字转变为楷书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据史料记载，敦煌经洞文献始于东汉，历经三国、两晋、北魏、西魏、隋、唐、五朝等十多个朝代。朝代，还有北宋。 他们跨越了700多年的时空。 除汉语外，还有突厥文字。 、吐蕃文、维吾尔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古老民族语言，是一座浩瀚的古代图书馆。

据专家考证，敦煌经文书写是多层次的，从官方文献到私人文献，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古代社会文字实际使用的方方面面，这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 通常传世文献都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是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体现。 在敦煌经中，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的一切情况都能得到反映。 其书体之完整、年代之久远、笔法之多样、风格之巧夺天工、功力之深邃，无不令人惊叹。 它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完整、最生动的原始档案，对于研究书法史极具价值。 重要角色。

敦煌遗书所载唐代拓片共有三种。 有欧阳询所著的《花都寺雍禅师塔碑记》、刘公权所著的《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所著的《温泉碑记》三本。王羲之的《十七帖》。 这些拓片、印记价值极高，与各个时代的经书、抄本一起，也是极其珍贵的碑拓、墨迹珍品。 敦煌书法还包括施主碑刻和敦煌碑刻。 莫高窟492窟的壁画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墨迹。 一幅是佛画清单的标题，一幅是施主的题词，都是创作壁画的画家所写。 这些墨迹虽然数量众多，但做工却差别很大。 除少数优秀外，大部分都是画家的作品，错别字较多。 但其书法风格却有一种朴实、朴素、质朴的味道。 敦煌地区残存有许多唐代至清代的碑刻。 书写的时代不同，书法风格也不同。 其中唐初李克让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堪称古迹中的杰作。 该碑虽为楷书，但具有魏碑风格，结构奇特，文字奇特，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碑刻。

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秦川的《敦煌书法》一书。）